田烈武被释放回家后，每日便安心地在家里享受着天伦之乐，一面设法筹集三百贯缗线给李浑当盘缠与安家。三百贯哪怕对田烈武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汴京到现在还在流传着一则笑谈——《海事商报》的主编唐垧，当年做御史准备弹劾王安石之前，便是先找人借了三百贯当作路费，才敢上章弹劾的。事实上当然很有区别，众所周知，唐垧后来是筹钱创办了《谏闻报》。但这则谈资其实离“真实的情况”相差不远，宋朝官员，无论文武，薪俸都还算优厚，但官员们不仅要养家糊口，还要承担更多的交际应酬，应付许多的往来借贷，加上当时家族观念浓厚，很多官员出身时靠着整个家族的扶持，发达之后也不免要回馈家族，比如掏出钱来在家族建立义仓，兴办学校……即使是中高级官员，若为官清廉，也会入不敷出。象田烈武这种，刚刚晋升为中级武官未久的，虽然较之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实也就是堪堪能在汴京换一座大点的宅院而已。行伍多年，官做得越大，开销也是越大，既不敢克扣军饷，又不敢私自回易，吞没俘获，部属有什么困难，还要自掏腰包加以周济，虽然因此甚至得军心，但钱袋子却是注定不可能太鼓的。但李浑却比他更穷——到此时，田烈武才知道李浑祖上，居然是沙陀人。李家虽历代皆为班直，但因为他为人任侠豪爽，父兄又先后都在宋夏战场牺牲，因此家里除了一座四壁光光的宅院，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外加两个侄子、一个侄女共八个小孩要养活外，也是穷得叮当响。他转任军法官，亦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家里既然穷，升官的机会就少，而军法官俸禄较曾通军官要优厚些，于他家的窘境不无小补。这番被贬，于李浑家实是一次重大打击。李浑平素在京师的朋友，这会都躲得远远的，再也不肯露面。田烈武是捕头出身，自然知道没有盘缠的被贬斥的官员，在路上会是什么样的境况。兼之李家这种境况，他更不能放任不理，没奈何下，亦只得东拼西凑，替李浑来筹集路费与安家费。他也不敢去找石越、唐康、秦观这些人，好在田家在开封府的衙役中间，还是有点名望的，田烈武虽然倒了霉，在家闲置，但毕竟大大小小还是个武官，那些衙役捕快也还不至于像李浑的朋友那么势利，一人几百文几贯的凑，竟硬生生是凑齐了这笔钱。

送走李浑之后，田烈武更加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去侍卫步军司点卯外，便是天天在汴京城里闲逛，每日里在茶馆喝茶听报。直到有一天，他在城西金梁桥街附近，发现一座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

在此之前，田烈武并不知道，刘楼藏书阁早在熙宁十五年的时候，便已经超过白水潭图书馆，成为汴京乃至整个大宋最大的公共图书馆。

在桑充国的一力鼓吹之下，即使在战争不断的情况下，宋朝朝廷在公共教育上的开支，也是逐年上升的——虽然比起庞大的军费开支，根本不值一提；但毕竟也是在进步。早在熙宁十三年，英年早逝的欧阳发便率先提出“识字率”的概念，倡导官府应当要全力提高识字人口的比率。在欧阳发去世之后，桑充国与程颐便继承了他的遗志，桑充国在《天命有司》中，更将之视为政府当然之责任与义务，不容推卸。程颐则将这些概念，纳入他哲学体系中“道”的范畴。这些鼓吹，其实暗合了熙宁十五年后，宋廷中那股反对继续战争，主张休养生息的政治势力，亦迎合了平定西夏之后，民间生起的厌战情绪。在种种压力之下，政事堂第一次下令调查除刚收复的灵夏与海外领土以外各路府军州的识字率与男童就学率。

调查的结果显然不可能乐观。要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十九世纪中期，勉强可以识字的伦敦庶民阶层的小孩，不到百分之十，会写字的更低；而法国于一八八一年实施义务教育法后，实际就学率竟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点四！托儒家一千多年来实际是以教育为立足之本的福，大宋的情况倒还不至于这么惨淡，但也足够糟糕。

识字率方面，汴京是最高的，却也仅仅刚过三成，其次是杭州、扬州与成都。在某些地区，更是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全国平均识字率约百分之二十。（阿越注：有人认为，中国古代识字率最高者为宋朝之三成，至清末滑落为二成。小说暂取较保守之数据。至于怀疑论者若谓不信，请一笑可矣。小说家言，不必当真。惟古代东方识字率远高于西方，自不待言。江户时代之日本，19世纪中幕末时期，庶民阶层男子达五成四，女子达二成，武士阶层百分之百。同样在1920年，日本儿童就学率达九成以上，莫斯科却仅达二成。）至于男童就学率，自《兴学校诏》颁布以后，倒是大有好转。在汴京，有桑充国持续的努力，兼之又是天子脚下，就学率竟高达六成五。但让人吃惊的是，男童就学率最高的城市却是杭州——除了商业的发达，江南的学风浓郁外，也因为有种种技术学校以及伏波学堂的存在，使得其就学率竟然达到惊人的七成。不过这只是极少数的繁华的特例，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就学率亦不足四成。

如果只是想比烂，这样的数据自然堪为骄傲。但是掩藏在那个让人难堪的平均数字后面的，是更为难堪的地区差异与身份差异。比如除

了汴京以外，无论是识字率还是就学率，南方都远远高于北方。而武人更成了识字率最低的一个阶层，武官的识字率都只有可怜的一成，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一半！这还是托了神卫营与卫尉寺的福，才有这样“体面”的数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清议的批评。加大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对在讲武学堂培训过的武官优先晋升等等措施，便是两府应付批评的产物。这的确是一次极大的转变，仅仅在十几年前，两府还有相公说：“武官要识字做甚？！”而现在，连神卫营的章级们，都得学习算术与几何。

田烈武对这些曲折自是全不知情，密院与兵部新定的磨勘与考课条例中，的确对识字的武官有所奖励，但是这些在西军中影响甚微。西军这些年来，一直在打仗，讲的是军功战绩，什么磨堪考课，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但这些年来，田烈武自觉读书对自己的帮助极大，养成了闲暇时必要读书的习惯。因此突然间见到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当真有点喜出望外，从此每日总有几个时辰，要消磨在这里。

这日他从藏书阁神奇般地借到了一本西湖学院翻译的《谋略例说》——这的确是非常的神奇，这部罗玛人的军事着作，在大宋受到了不公正的轻视，西湖学院翻译过来的书籍，绝大部分是自安息文（安息文，指的是波斯文；下面的大食文，指的是阿拉伯文。）、大食文版本转译，直至熙宁十七年为止，流传的范围，也主要限于大宋的各大学院，以诸《学刊》的读者为主，主要受到学者与博物学家的欢迎（当时的格物学者往往身兼数门之长，极少有单纯专精某门之学者存在），而印刷之数量，一般也只是几百册，只有极少数作品才会广受欢迎，印数超过千册——而这部《谋略例说》与另一部《安庾战史》（即《希波战争史》。），显然不可能受到这些学者的欢迎。得到石越巨额捐助的西湖学院塞夷译经楼，当初译介这两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能给军校当教材，不料军校的主官根本连翻都懒得翻，一句“蛮夷也会写兵书 ？”便将这两本书丢进了马桶。尽管也耗费了许多的资金与心血，但是最后这两本书，仅以分别出版五十本而惨淡收场。只有最好的藏书阁与专门的藏书家那里，才可能有这两本长年不见天日的泰西经典着作。刘楼藏书阁收藏这部《谋略例说》已经有一年的历史，据其记录，这是该书第一次被借阅。

田烈武因为出身卑微，从不敢轻易地看轻任何人。哪怕这是泰西夷人的作品，他也抱着开开眼界的心态，以为人家既然写得出书，那便总比自己这个大老粗要强上几分，便有可学之处。因此倒也是兴高采烈地拿在手里，准备好好读读。不料刚刚走出藏书楼，便被迎面走来的一个人叫住：“这位可是龙卫军的田将军？”

他愣了一下，打量来人半晌，却到底是认不得此人。田烈武自觉不好意思，慌忙抱拳道歉，一面问道：“恕我失礼，不知尊兄如何称呼？”

那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汴京官话笑道：“是在下冒昧才对。田将军原本便不认得我。在下赵时忠，原是灵州人氏。将军在灵州时，在下曾见过将军一面。”

田烈武这才恍然，笑道：“原来如此。尊兄怎么来了汴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