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一点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正式得以停征。

社会主义好，这是个实在话。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的头尾两字——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作，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